一、问题的缘起
林思云先生曾在网上推出《中国不需要思想家》一文，引起了强烈反响，招来了长达一年多的各式各样的辱骂和讨伐。这篇惹了大祸的文章说了些什么？在我看来，它的要点如下：
一、中国从来没有过思想家。
二、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人不擅长理性思维，只知感性发泄。
三、中国人的这个缺点是遗传因素决定的。咱们在理性思维上比不过白人，正如在体育运动上比不过黑人一样，后者体内白肌发达，暴发力强。中国人智力落后的遗传因素是“用进废退”的结果，起因于思维上的懒惰。
四、中国不需要思想家，正如狗不需要经济学家一样。
据我理解，林先生在这里说的所谓“思想家”，指的是康德、黑格尔、尼采那个等级的大思想家，不是在世界上根本不入流的思考者。关於“中国人怎麽怎麽”这种表达，我认为那是杂文写法，指的是中国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毛病，但不是说所有中国人都有这个毛病。杂文不是基于严格的社会调查资料上的学术论文，不可能给出准确的百分比。
澄清了这两点后，不难看出，林先生第一个论点是现象学上的观察，是基本正确的。虽然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文明从总体上来说并不逊于稍后的古希腊文明，但以后就再没出过思想家，更不用说能与西方思想史上的巨人比肩的伟大思想家。其实，落后的岂止是抽象思维？中国不但没有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也没有伟大的音乐家、小说家、戏剧家、画家、雕塑家、建筑师……等等。
我们不但没法跟鬼子比，就连隔壁的印度人都比不过。佛教哲学之深奥复杂，不仅令比孔子略早的乔达摩（释迦牟尼）成了世界三大宗教的教祖，而且使他的名字永标世界哲学史。论音乐，印度人的耳朵比西方人还灵敏，甚至发明了以四分之一度音为单位的音阶。就连咱们的十二生辰，包括咱们那了不得的“龙”在内，都是那儿进口来的。如果不是后来进口了梵文，咱们就连“反切”的音韵学的小花招都想不出来（《镜花缘》中居然花了几章的篇幅大谈“岗根公姑”，咱们的国学就是这点模样！）；不进口佛教哲学，程、朱、王等人也不会有想到“理”和“气”等抽象概念的本事。咱们这煌煌文明古国，倒底有些什麽文明可吹呢？
林先生的第二个论点，（即中国人不善于理性思维，只知感性发泄）是对此现象的浅层解释，其实也是现象学上的观察，也基本正确。具体的例子，我已经在《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愚昧的民族》中给出了。
林文的毛病出在最后两点上。第四点的谬误显而易见：哪怕遗传缺陷真的决定了中国人成不了大思想家，也不能得出中国不需要思想家的结论。我的感觉是，那是林先生的愤激之词，其实也是一种中国人擅长的感性宣泄，当不得真。
尽管如此，林先生此文端的是如同旱天惊雷，震聋发聩，引人深思。它第一次指出了中国历史上从无大思想家、中国人不善于理性思维、只知感情宣泄的难堪事实。然而，指出病态现象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诊断出它的病因。遗憾的是，恰恰是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林先生堕入了种族主义的误区，错误地认为是遗传因素决定了中国人在智力上的落后。
用生物学来解释社会现象，称之为“社会生物学”或“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二十世纪初很是热闹了一阵，但后来就销声匿迹了。因为它不仅直接导致种族主义，引出希特勒的“主子种族”或日本的“神国”的结论，而且犯了类似马克思主义的毛病，将复杂的社会人文现象看成了一个“单元函数”。当年鬼子们“证明”他们是“优秀种族”的“科学理论”，如今看来不堪一哂。例如他们曾把“面角”（鼻尖与两耳形成的角度）的锐度作为智力的测量标准。所以，鬼子们的尖嘴猴腮，据说就比中华的银盆大脸来得优秀。说来滑稽，如今信奉这一套的，似乎只有当年被白人看成是“劣等种族”的有色人种。日本人不必说，连《人民日报海外版》都动不动就“凭着中国人特有的聪明才智”。最有趣的还要数非洲美国人的科学发现。老芦看过个电视科普节目，有个非洲美国人辩称，根据实验，动物的智力跟其含有的黑色素成正相关。所以黑色素越多的人种越优秀。老芦当时就想回国去买下一片海滨浴场，然后再去广告他的科学发现，让面临高考的学生们来买票晒太阳，保险能大大捞上一票。
林先生的“论证”，比起这些笑话来似乎也好不倒哪儿去。他那“遗传因素决定中国人不善于理性思维”的重大结论，居然是从黄人和黑人的肌肉构造差别中类推出来的。如果林先生真能证明不同种族间的大脑构造确有优劣之分，那还能算个论据，尽管他忽略了智力养成的后天因素，然而这论据却是与智力活动毫无关系的“白肌纤维”的多寡！
有趣的是，尽管这里的谬误是如此一目了然，普天下的讨林壮士中，竟无一人有能力看出来。除了各种辱骂外，我见到的唯一“有水平”批判却是专攻人体有没有白肌的问题，在这枝节问题上出大力气，下死功夫，广征博引，缠夹不清，声东击西，南辕北辙，越扯越远，越辩越细。弄到后来，几乎所有参与辩论的人都给那位“高手”带着漂移到了河外星系，压根儿忘了原来争论的是什么问题。仅此一端，似乎就能看出“中国人不善于理性思维”这个判断确非厚诬之词。
林先生用“用进废退”来解释遗传决定的智力落后就更为荒谬了。“用进废退”说来自于早已被推翻的拉马克“获得性遗传”论。现代生物学早已证明，遗传基因并不会因为使用的频度而改变，是高度稳定的。所谓“适者生存”的进化，是通过人工或自然的手段把那些随机突变的最适生存的新物种选出来，并不是一个类似健美运动员使肌肉变粗的过程。除非使用基因工程手段，遗传是无法后天获得、再一代代积累起来的。
与林先生的先验认定相反，咱们的天资决不比鬼子的差。最简单的证据，就是在世界中学数学奥林匹克赛中，中国队一向是捧金夺银的。如果说中国人多，无数矮子里总可以拔出个把将军来，那为什麽连香港和台湾的名次都排在英国的前后不远？而且，在西方中学里，华人学生从来受校方欢迎。这当然首先是因为家长重视孩子的教育，但他们的平均天资决不逊于任何别的种族的学生，这在西方教育界是有口皆碑的。
最有力的反证，还是老祖宗的辉煌表现。早在欧洲大陆大部份还处在黑暗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老祖宗们就曾缔造出思想史上的绚丽春天。诸子百家争先恐后地涌现：老子、孔子、庄子、惠施、公孙龙、邹衍、墨子、杨朱、孟子、荀子、孙子、韩非子……他们伸出智慧的触角，探索着人世与自然界，为后人留下精彩纷呈的思辩杰作：老子关于世界起源的原始猜想和对事物之间相对关系的揭示；庄子主观唯心主义的华丽铺称；孔子和孟子基于对人性和人际关系的认识勾出的理想社会蓝图、治国之道与伦理学原则；墨子的“兼爱”理论、“非攻”的和平主义思想、逻辑学萌芽以及自然科学萌芽；孙武子的军事科学理论和韩非子的政治学理论；公孙龙、邹衍代表的诡辩派的智力游戏……凡是在当时物质条件下可能想到的问题，几乎没一个不被讨论过来。有的天才猜想，诸如庄子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惠施的“今日适越而昔来”，诡辩派的“飞箭不动”、“白马非马”、“坚白石”等，让现代人都不能不叹服提出者的聪慧。
可惜的是，这在两千多年的中国文明史上只是昙花一现。此后中国思想界便进入永恒的冰川时期，到今天都还没有复苏模样。到现在我们拿得出来的，还是两千多年前那些发霉陈货。虽然它们在当时的世界上堪称名列前茅，在现代人眼中却不免处处透出原始、幼稚和粗陋。如果要用生物学原因来解释中国人智力活动在秦朝以后的突然堕落，那就只能假定全体中国人的“智力基因”在那时统统受到了莫名其妙的不可逆转的损伤。此中荒谬，是人都能看出。因此，造成中国人智力活动突然落后的原因，还得到生物学领域之外去寻找。
二、用彻底的“唯物史观”看中国
决定某一文明的特点的基本因素如果不是生物学因素，那倒底是什麽？却说当年小芦为了推翻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日夜冥思苦想。忽一日，小芦在菩提树下顿悟：社会的发展，其实根本不是只有生产力一个自变量的单元函数，而是一个变量参数极多的复合函数，这些参数包括地理、自然条件、气候、物产、社会的组织方式、……乃至社会自身创造的文明和它自身的历史。换言之，除了客观因素外，文明还被文明本身创造，历史由历史自己书写。这就是民族个性的由来。要是马克思那套“理论”成立，全世界的各种文明就只会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不同了。但在实际上，中国不但根本没有欧洲那样的“封建社会”，就连奴隶社会是否存在过也大是疑问。
尽管这是二十岁的小芦悟出来的玩意，如今老芦仍然认为它是正确的。中华文明之所以是今天这个样子，一方面是天文、地理、物产、气候使然，另一方面更是文明自身作用于自身的结果。
华夏文明首先发源于乾燥少水、人口密集的北中国平原地区。因为河流稀少，森林缺乏，这块地域上的居民享受不到欧洲人那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不可能像后者那样，因居住地域的地形破碎，森林、湖泊和河流密布，易于入海，而拥有渔猎贸易之便。因此，可供他们选择的生活方式基本上只有一种：农耕。
因为生产力低下，靠精耕细作向贫脊的土地索取粮食便成了祖宗们的求生方式。精耕细作需要高密度使用劳力，由此产生的人口压力进而要求提高单产量，而提高单产量意味着更精细的耕作。于是人口与土地之间便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式的互相依赖。最后的结果就是在有限的土地上，密密麻麻地种下无数“植物人”。这些人的基本心态和欧洲人截然不同。他们生下来就给束缚在土地上，习惯于在“必然王国”中生活，满足于“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那种可预期的必然报酬，没有什么航海贸易、打猎甚至当海盗的冒险机会，自然也就没有侥幸心理、冒险精神和尚武风气。由于靠天吃饭，他们就不免养成“畏天命”的逆来顺受心理。每个人都被周围那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死死捆住，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舍自由而何求”的胡思乱想。
有什么样的人民，便有什么样的政府。拥挤的农耕社会如同一个蜂群，需要一个“蜂皇”──一个对子民拥有绝对权威的强势政府，来满足人民的两个需要：首先是组织、驱动和协调大规模公益工程如水利工程。如同古埃及需要专制的法老和无数驯顺的奴隶才建得起金字塔一般，生产力低下的中国社会也需要专制政府和无数贱民的无偿劳役才能进行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政府的第二个职能是协调社会各阶层间、家族间与个体之间那千头万绪的关系，仲裁他们之间的冲突。在一个高度拥挤的社会中，如果没有一个强力仲裁者，光为农忙时争夺用水权都不知要打出多少人命来。
有什么样的人民和政府，也就有什么样的国教。宗教或许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其基本功能有两重：首先是满足教徒们的灵性需要，其次是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提供的道德规范。西方盛行的基督教同时满足了这两个要求。它既是“灵学”，又是伦理学。有趣的是，中国人没有发明宗教（道教根本不能算正当宗教），只能用儒家学说作为代用品。但儒“教”其实不过是伦理学，它留下的灵学空白由后来引入的佛教补充，因而形成了所谓“三教合一”的说法。
儒家学说原来不过是百家中的一枝，直到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才成了排斥各家学说的官定意识形态，起到了类似西方中世纪基督教的作用。它能在众多的学说中脱颖而出决非偶然。这是因为它最适合中国国情，因而也就最受统治者和人民的欢迎。
在我看来，基督教文明和儒家文明有两个最明显的区别：
第一，前者强调的对彼世权威上帝的崇拜与无条件服从，而后者强调的是对俗世权威包括君王、家长和丈夫的崇拜与无条件服从。从前者出发，可以发展出人生而平等的人权观；而后者从根本上就取消了社会成员超越俗世地位的“权利”观念。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正确地观察到儒家学说只讲责任和义务，不讲权利，导致传统的中国人毫无“权利”观念。但他没有看到，儒家学说本身就是和权利观格格不入的，而其实用性正在这一点上──一个拥挤的农耕社会，最需要的不是强调个体自由和权利，而是纪律与秩序。
第二，《圣经》中虽然有耶稣谴责富人的零言碎语，但基督教的终极兴趣在彼世而不在此世。教徒们的理想境界是上帝的天国，不是一个太平盛世。因此，它对俗世的事务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干扰，不会束缚生产力发展。相反，在加以灵活穿凿后，劳动致富甚至可以被新教徒们解释为死后进入天国的前提，由此导致了新大陆的繁荣和美国人玩命工作的传统。与此相反，儒家的兴趣从来就是在建立一个太平盛世。从孔孟开始直到今天的国家领导人，他们的理想都是建立一个“大治”的社会。说来滑稽，这个“治”字和其他传统观念一样，从未得到过明确的界定，需要老芦破天荒第一次来给出个明确的定义：儒家所谓“治世”，其实并不是西方人或现代中国人渴望的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而是一个君王节用爱民，百姓安贫乐道，民风淳朴，上下尊卑秩序井然，高度安定团结的社会。
因此，说穿了，儒家的终极理想，就是以强调社会成员严守本份，恪尽责任和义务来实现安定团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社会的安定团结是最高的追求目标，为了这个目标，不但应该坚决压制权利观念那种“非份之想”，而且应该毫不犹豫地抵制一切可能败坏淳朴民风的诱惑因素，包括刺激发财欲望的商业贸易和使人“玩物丧志”、贪恋安逸的科技发明等等。换言之，儒家对社会进行的改造是一种削足适履的外科手术，以割除个体的权利观念和致富欲望来牺牲政治制度和生产力的进步，进而实现在既有物质水平上的安定团结。这个理想至今影响尚存，毛泽东以牺牲社会物质进步来换取子民的忠诚就是它的反映。
而这就正是儒家击败各个竞争对手，变成事实上的国教的最根本的原因。它同时满足了统治者和人民的需要。统治者就不用说了，即使对人民来说，它的理想也确实是他们盼望的最佳生活方式。农耕本来就不可能让人发财，遑论暴富。“平等”和“自由”的号召在一个毫无个人发展余地的拥挤社会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市场。为欧洲人渴求的个体发展权，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无异于沙漠中捡到的纸币，根本就没有兑现的地方。这种社会需要的是不惜一切代价换来的和平与秩序，好让老百姓的头能长牢在颈子上，更能有碗饭吃。舍自由而何求？能吃白面馍馍的脑袋！
正因为此，儒家在中国实现了稳定的统一后，很快就变成了官定意识形态，一直延续到晚清。全民族需要儒家学说，而改造后的儒家学说不但给了他们动辄延续几百年的安定团结，还通过“精神自阉术”阉割了全民族的大脑。于是儒教和民族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类似精耕细作与密集劳力之间的恶性依赖关系：僵死的教条只能指挥无大脑的信徒，而后者因为没有大脑，就只能靠死人大脑讨生活。于是原来不失合理成份的儒家学说便越来越走火入魔，最后堕入宋明理学那种彻底反人性的魔障。
通过“精神自阉术”，儒教把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负反馈的自动控制的超稳态系统，任何偏离孔孟教导的微弱信号回授到系统中去就立即被“反相”作为“反面教材”，使原有的“四个坚持”更加坚如磐石。就是这种设计从根本上取消了人们创造性的智力活动，使得我们有过一代又一代的博学鸿儒，直到近代还产生了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那样的“学问家”，却从未产生过上得了台盘的思想家。
这个封闭系统扼杀的决不仅仅是背离圣贤教导的异端思想，商业贸易、技术或文艺上的发明一无例外地受到主流社会的摧残和压制。中国因此而奉行了几千年的农本主义，而自《盐铁论》一出，民间工商业也就从此给判了死刑。科技上又何尝不如此？“地动仪”、“指南车”、“木牛流马”从来就没传下来。毕升早就在宋代发明了活字印刷，并在朝鲜得到改良，但直到晚清引入德国人古腾堡发明的现代印刷术时，老祖宗们用的却一直是落后的雕版印刷。如果不是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记录了这件事，谁也不会知道历史上还有那麽个人、那麽件事。象沈括那样对“奇技淫巧”有兴趣的人实在是士大夫中的异数。所以，不知道有多少古代的能工巧匠的发明被湮没在历史的沙尘中！
与此相反，欧洲因为它的地形破碎，内陆出海便利，航海贸易发达，使人民不必组成结构严密的农耕社会便可谋生。而且各国林立，形成了一个互相竞争、永远处於不稳态的开放系统。这样，它就形成了一个正反馈的控制系统。新的发现刺激新的探索，新的探索又带来更新的发现，使文明成指数型曲线增长。技术发明一问世就受到全社会的重视，是从来不会失传的。英国普通女工发明的“珍妮纺纱机”引起了纺织工业革命，这种事能在古代中国发生麽？旧中国若不是这样一个专门压制科技发明的国家，李约瑟早就失业了。一个民族历史上的无数发明竟需要专门家（而且还是夷鬼！）来像刨文物似地发掘，这本身就是对荒谬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控诉。
所以，欧洲文明的先进，不是人种优秀、善于抽象思维的结果（其实人家的形象思维又何尝不优秀？我们有断臂维纳斯麽？更不用说文艺复兴三杰了），而是各种主客观因素使然。最主要的“基因工程”是儒教的精神自阉术，就是它使民族变得愚昧了，使“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成了永不再现的“失乐园”。
三、其他原因
造成华夏文明的落后，当然还有别的原因。其中，中国人使用的模糊文字与模糊思维，直接妨碍了大思想家的产生，对这个问题，我已在别的文章里谈过。这里只想谈三个问题：死记硬背的应试教育；鼠目寸光的功利主义，以及盲目自欺的夜郎心态。在我看来，这些问题不但至今还未解决，甚至有恶化趋势。
首先要谈的是死记硬背的教育。古代的教育制度的不合理似乎没有必要再去提它，除非卫道士们连“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都要认为是什麽了不得的东西。当然，应该肯定的是，如果一个人志在成为传统的“学问家”，那麽旧式教育显然优于现代教育。要成为博闻强记的人，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在幼小时生吞活剥地背下一大堆古书，等成年后有了理解力后再像牛反刍一样回出来消化。遗憾的是，无论我们的志士们是怎样爱国，恐怕也没有哪只“爱家贫的狗”愿意让他（她）的孩子受那个罪。
尽管我们的教育制度从晚清起就极为可耻地“全盘西化”了，两千年的革命传统可不是那麽容易扔掉的。咱们的教育的中心目标从来是“学以致用”。过去是用学来的知识应付科举考试，“售与帝王家”后再用它来“治国平天下”。现在是用学来的知识去应付各级升学考试以及毕业后工作中的一系列“考试”。从头到尾，学习不是为了获得一种独立地进行开创性思维的能力，而是为了应用。在这方面，伟大领袖和敬爱的林副统帅都有明确的指示：“精通的目的全在於应用。”“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所谓优秀生，就是那些能在考场上立竿见影的人。而所谓优秀的知识分子，就是那些能在具体工作中灵活应用学来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我们的大学，其实只会成批制造手艺精熟的“知识匠”。佼佼者们哪怕是到了哈佛也能独当一面，然而多数人撑死了也只能是二流人物。老芦在国外混了许久，国产的本行的世界大师级人物到现在也无幸碰见。这当然不是因为我们比鬼子蠢笨，而是因为当初教育咱们的人从来就没有想让我们成为大师。
却说当年小芦风魔上了力学，课外参考书看了无数。所有的书都是教你怎样灵活应用力学的原理和公式去解决难题，却从来没有任何人告诉你：为什麽当初人们会想到去寻找那些原理和公式，而这些公式、原理又是怎麽想出来的。直到某日看了一本爱因斯坦写的科普，才知道伽利略是怎样发现惯性定律的。与我原来设想的相反，他根本就不是去试图解决生产上的什麽问题，也没有做大量的实验。最主要的实验还是在脑袋里作的（称为“理想实验”）。他发现小球滚下坡后，路面越滑滚得就越远。於是他设想如果路面的摩擦力为零，小球的速度就将保持刚下坡时的速度不变。就这样，人家就有本事在自然界根本不存在“无摩擦”的理想状态的情况下，发现了惯性定律。
同样地，老伽爬上比萨斜塔去作那个著名的实验前，早就知道结果会是怎麽回事。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说法，物体下落的速度正比于它的重量。要是老亚是咱们的“亚圣”，恐怕此说要让咱们供在神龛上，磕头如捣蒜地拜到今天。然而老伽却长了一个不光是用来磕的头。他想：如果把一个十斤重的东西和一个一斤重的东西连在一起，就可能导出两个互相矛盾的结果：一个是：新物体有十一斤重，所以下落的速度应是一斤的十一倍；另一个是：一斤重的物体落得慢，必然要拖落得快的十斤重的物体的后腿，因此新物体的速度应比一斤快，比十斤慢。这两个互相矛盾的结论在推导过程中没有任何逻辑错误。所以，必然是前提出了毛病。要避免这种矛盾结论的产生，只能假定不同重量的物体的下落速度是一样的。所以，老伽去爬塔，其实是去验证他靠思辩早已发现了的定律。
奇怪的是，没有哪个中学生不知道老伽和他那大名鼎鼎的塔，却没有一本教科书、没有一个老师教过学生他当年的思路是甚麽。如果老芦没有看到老爱的那本书，到今天还不知道他究竟是中了什麽邪，自己又不是公主，下头也没有唇红齿白的唐僧等着，没来由爬那儿去扔什麽绣球。更不知道他为什麽就不怕当场出彩，邀请那麽多人去看他老人家献丑。
这种皮匠教育，反映的是咱们急功近利的鼠目寸光。对任何一个科学上的新发现，咱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玩意儿有什麽用？”有什麽用？当然什麽用都没有！爬塔扔球除了能锻炼身体（如果老伽没有痛风病的话），运气好了能打上个公主之外，又有什麽用？十斤重的物体从高处往下掉，只要不砸在咱们的天灵盖上，跟国计民生又有什麽相干？难道十斤重的物体下落速度和一斤的一样快，胖子就跟瘦子一样，用不着减肥了？只有吃错了药的人，才会去琢磨那些没用的事，还要神经兮兮地拉上一群跟着他一道疯的人去看那马戏不是马戏，魔术不是魔术、毫不逗乐解闷的杂耍。
当年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到中国传道，将欧洲正在吵得火冒的“日心说”、“地心说”介绍给中国的天文学家们。孰料对方却毫不关心。在他们看来，一个称职的天文学家，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准确预言日蚀和月蚀。只要编得一部好黄历，管它是日心还是地心。日心也好，地心也好，在咱们这儿从来比不上冠生园的点心，只有后者，才是“民之天”。
国外有个笑话：北极落下了一个陨石。一个英国人上那儿去研究了一年，回家写了一本厚厚的书，推出了一种崭新的宇宙演化学说。美国人上那儿去研究了一月，发现了该物质在工业上的潜在用途。日本人把美国人的发现买过来，上那儿去把陨石搬回来，做成了一种新式录音机的磁头，垄断了全球市场。这个故事其实说错了。还没等日本人下手，咱们就捷足先登把它搬了回来，拿来当菜入药，隆重推出了“外星健康长寿自然美味食品系列”以及“第四维时空宇宙太极气场帝王富豪大款酷仔亮妹壮阳滋阴动情长交助孕保胎延年益寿减肥降压戒烟护发防皱万全大补丸”。
对万事万物，咱们从来就没有一种要探索个究竟的好奇心。像王阳明当年那样去“格物致知”，“格”庭前的竹子“格”到几乎精神错乱的人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哪怕是王阳明，去格竹子也并不是想格出个光合作用的原理来。他甚至也不是想知道为什麽“竹子开花，家破人亡”，而是想格出个治国平天下、当忠臣、做孝子的“理”来。这般格法，当然只会格到疯人院里去。所幸一般人决不会那麽愚蠢。格物人人会格，各有巧妙不同。西方人格物，格出博物馆、植物园，中国人格物，格出水陆八珍的满汉全席和琳琅满目的中药柜。在万物的“可食性”与“可入药性”研究上，咱们领先世界的地位是永远不可动摇的。无论植物学再发达，西方夷鬼决没有在这方面赶上咱们的李时珍的那一天。
这种利欲熏心的功利主义，决定了咱们永远不可能赶上西方。连对民主、自由这些西货，咱们也用看潜在食物药物的眼光兴致盎然地打量它们。当年晚清决定立宪，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是立宪国家，俄国不是，而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由此可见“立宪”是立竿见影的“伟哥”，令我朝野食指大动矣。先贤们追求西方民主自由，有哪一个不把它们当成“富国强兵”的手段？就在前不久网上还有人指出，西方的民主自由咱们已经试着吃了一个世纪，只吃得上吐下泄，还是转回去吃咱们的驴肉比较有滋味些，浑忘了咱们除了毛泽东“思想”，菜单上再也没有第二味。
不把民主当成一种信念，当成一种宗教，而是把它当成美味可口的西餐大菜或是壮阳药，民主制度就永远不会在中国实现。要致富，只需走资就行，何必要民主？二战前的德国、日本和不久前的亚洲四小龙，有哪一个是民主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印度，尽管是亚洲最大的民主国家，比中国又富到哪儿去？咱们最好还是先想清楚，要怀着“吃民主”的盘算，还不如就像现在这样“和平恶变”下去。
这种急功近利，毁掉了一代又一代本来可以作牛顿、爱因斯坦的人。青少年们填高考志愿，不是根据自己的爱好，而是根据命中概率，由此还发展出咱们中华独有的“报名学”来。哪怕是熬到出了国，一看风头不妙立即就跳槽。这结果，是许多人都成了包办婚姻的童养媳，被迫与那个不喜欢的丈夫日日做爱。工作时间对付对付，八小时之外就如同放风的囚徒，杀了头也不想再看专业书一眼。既不能“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又怎指望“众里觅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从根本上断送我们改掉上述恶习的一切可能的，是咱们那日甚一日的夜郎心态。咱们这个顽症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到如今似乎已成绝症。
满清一开头闭眼不承认鬼子们的先进，不是说人家只知奇技淫巧，不知圣贤之道，异于禽兽者几希，就是说“西学东源”，连“千里镜”、“自行船”都是“得见中国古书”，照着诸葛军师的木牛流马仿造的。然而后来吃足苦头后，到了性命交关之际，祖先们还是痛苦地睁开了重如泰山的眼睑。晚清宪政运动时期，西学成了时髦，朝野上下一致怀着变法救亡的紧迫感急起直追。虽然慈禧太後废除科举、改办学堂的上谕一举断送了士大夫们飞黄腾达的千年梦想，然而没有多少人为此抱怨。人们都知道相忍为国，穷则变，变则通，国家是到了非变通不可的紧急时刻了。老芦看过来人的回忆录，看到当年那些饱学宿儒和学童们一道，抱着一本托人从上海千里迢迢买回去的“算学”，日夜钻研怎样开平方和解一元一次方程时，不禁热泪盈眶。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经世济民的优秀传统！正是在这种传统的鼓舞下，从点了翰林的蔡元培到后来的老儒徐特立都负笈海外，去把西方的先进文明学回来。从晚清、北洋到国府，知识分子的主流从来没有否认过西方的先进，更没有人敢于抹杀良心，鼓吹专制相对於民主的“优越性”。
时至今日，我们却迎来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堕落、最无耻的光辉纪元。国内沉渣泛起，污流四溢，从《发现黄帝内经》、《大气功师》、《素女经》、《厚黑学》、《晚清狭邪小说》、《推背图》、《麻衣神相》、《易经占卜学》、《风水入门》，直到《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一面突然嗜痂成癖，对风水、命理等千年陈糟表现了无穷的兴趣，一面对西方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却避之犹恐不及，一致认定那是只能招来冤鬼祸祟的东西。在国外，精英们运用充分的言论自由，痛诋西方民主的虚伪、西方传媒如何愚弄人民。有中国以来，恐怕只有今天的知识分子们，能够无耻到将“民主”贬为“民猪”。谁说咱们没气魄？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欧洲文明的来源是多方面的，埃及、古希腊不必说，其在数学、天文上得益于阿拉伯这个“劣等民族”之多也不可估量。正因为人家有气魄、有容量、敢学习、会学习，人家的文明才生生不已，朝气蓬勃。欧洲的许多皇宫里有“中国厅”，我们的“人民大会堂”里敢有“法兰西厅”麽？时代到了二十一世纪，提倡向西方学习的人如老芦还成了千夫所指、无疾不终的“汉奸”和“嫌家贫的狗”，这种毫无自我完善能力的民族，有什麽未来？有什麽希望？还配谈什麽“现代化”？还发什麽大国强国的春梦？！
所以，我同意林先生最后的结论。中国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大思想家。这种国家，其实根本也用不着什麽思想家。人家已经把一切都想好了，我们去学过来的本事都还没有，你说有治没治？如果下下个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水平能够进步到了法国大革命前的启蒙时代，那就实在是列祖列宗在天之灵保佑了。没准到那时还比现在不如也说不定，咱们现在不就是不如晚清吗？说来令人断肠的是，晚清那些献身改革的志士，当年一定畅想过一个世纪后中国将会怎样怎样，倘若他们今日在泉下见到了咱们这副英俊模样，只怕要气得再死一次！不管怎样，在目前，咱们这种只知疯狂好战、不知大厦将倾的、心智犹如三岁儿童的民族，需要的不是没地方搁的思想，而是成年人起码的常识，例如打仗会死人，而一般来说，死了的人是再也活不转来的；核弹不是过年买来的鞭炮，最低当量级的随便放一个都要死上百万人；仇外只会搞垮中国百病丛生的经济，碰不掉鬼子的一根毫毛；“敌人”和“战士”都是在战争中才有的东西，并不像四川民工那样到处都是，等等，等等。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